整个老街，从下到上大约五百米远，却是安仁自唐代设制以来唯一的正街。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街上还是鹅卵石路面，路边的下水道上，也盖着青一色的长条青石。几乎家家户户都是铺面。按习俗，每天早起，大家都得一块一块把镶在木槽里的木板铺门取下来，开门做生意，入夜，再一块一块镶回去。如果白天没有开铺门，会被指为伤风败俗的。
老街这种二三十年代南方随处可见的骑楼式建筑还有另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主人家必须保证骑楼完好，不象现在可以随意改变结构，以确保天雨天晴往来行人可以避雨遮阳。
每天从天未亮开始，就可以听到那种木制的、独轮的，象鸡冠一样的手推车辗在卵石路面，车的轮轴因剧烈摩擦发出的吱嘎声。那些进城卖菜、卖柴、卖木炭的乡下人，总是早早的赶来，在鸡叫声中唤醒整个城镇。
自从我外公年轻时客死异乡，年轻的外婆也迫于生计改了嫁。继外公也是常宁来的南杂商人，因为日本人烧了他的商船，被迫上岸，在老街上经营一家副食品加工厂和一间南杂商铺。外公的商铺里一直卖糖，所以我们从小称之为糖铺公公。
糖铺公公身材高大。冬天喜欢穿一身虎皮衬里的黑色长大衣，一顶虎皮镶边的皮帽。夏天喜欢套双木屐，老远听到清脆的木屐声，就能想像他走路的样子。在我刚刚记事的年纪，他已经被迫放弃家产、退休在家，每天除了上老酒铺里喝几两白酒，去菜场买菜，剩余的大部分时间，就同一群老哥们一起讨论天下大事。我家对面从前开珠宝店的凡老板家是老人们不变的聚集所。整条街上有点脸面的乡绅、老板，在经历过公私合营之后都成了这里聚会的闲人。他们订有那个年代少见的报纸，关注上面的点滴变化。偶尔也讲些古往今来的闲人闲事。糖铺公公话不多，但另一位有一手好厨艺，经常给各家流水席做菜的公公，却能眉飞色舞讲出各种故事。这种聚会常常延续到深夜，总要在外婆的指示下经我多次催促，糖铺公公才会意犹未尽的起身告辞。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给糖铺公公带来这一切变化的是他的养子，一个他从风雪中救回的乞丐，后来做了他店里的伙计。再后来有一天，那人当众一巴掌煽在公公脸上，同他划清界线，并且逼公公退休。糖铺公公心灰意冷之下，提出了退休的唯一条件：让年轻、大字不识的外婆成了公司的一名正式员工。
有很长时间，铺子虽然充了公，但经营却一直只有外婆一人。店还是那个店铺，营业人员原本有外公外婆两人，现在公公一退休，照样只有外婆一人看着，但店铺的所有权已经不再是个人而是公家的了。表面上，这一切变化并没有影响到我母亲。那会儿她十几岁，仍然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因为不清楚真实状况，每天去上学，仍然会拿店里的食品分发给同学吃。据说母亲很任性，完全大小姐作派。中学没有读完，就与县武装中队正在当兵的父亲相恋了。然而，这段恋情遭遇外婆的坚决反对。一是因为母亲那会儿太年轻，加上父亲是外乡人，而且是常宁地区穷乡僻壤里跑出来当兵的人。很多年后，我从母亲的简略叙述中，只能想像到他们当时有多么坚定。任凭长辈们如何反对，母亲索兴怀上我大哥以示抗议。以至于很多年里，父母轰轰烈烈的爱情仍是朋友们取笑他们的笑料。都说母亲高音喇叭般的嗓门在老街上刮过，就象风刮过玻璃一样尖锐，她甚至高喊着要恋爱、要自由 ，沿着大街狂奔，在她身后，外婆高举着洗衣的木杵追打她，但她头也不回。人们甚至开玩笑说，我大哥是在母亲的奔跑中落地的。
大哥的出生，在整个家族引发的变化，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一直没有生育的泰婆婆，作为廖家真正的掌门人，不仅接受了我父亲，而且在将大哥过继到廖氏门下后，成了这桩婚姻坚定的支持者。而再婚后没有再生育的外婆，在看到大哥的出生之后，再也不允许我母亲中断正常的生育周期，只要怀上，就必须生，如果敢不 生，即便是挺着大肚子，照样木杵侍候。
生了一串儿子不够，一定要生个女儿，才算完满。这场旷日持久的生育大战，足足维持了十多年，直到母亲生了我妹妹、自认有足够的资本、可以掌控自已的命运对抗外婆时，才终于停止下来。
有一年，我读到托马斯沃尔夫的《天使望故乡》，书中写道，高山上一位牧女纠缠了我们一生，只因为伦敦的一位小偷被判了二十七年徒刑。惊诧之余，我觉得自已忽然就接受了这种句型的纠结之处。正如廖氏家族那种延续香火的欲望，将我们几代人的命运紧紧的纠结在一起，让我们成了普普通通、却有无数故事可以分享的一家子。
下面是一组在老街上拍的夜景，因为片太多，所以大致整理了一下，未作特别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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